廷杖

▏闲话成都犟拐拐 薛培

作者:平叔闲谭 / 关注公众号:psxt818  发布:2019-03-10



闲话成都犟拐拐
作者▕薛培
在四川话里,“犟拐拐”的意思与“牛黄丸”、“牛板筋”相近,就是形容一个人性格执拗、认死理而不肯转变,认准了一条道就走到黑,不肯迂回而可能导致自己吃亏受损,宁愿付出相应甚至任何代价却不思改变的为人处世态度。
“犟拐拐”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是指一个人刻意标新立异又不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就是指一个人过于固执、顽固不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任何意见。
“犟拐拐”与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谓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是同一个意思,但表述起来就相对简洁得多,没有那么多的定性解释冠词,通晓四川话明白这个词意义的人如果一听就会秒懂。
四川方言里有句很有名的俗话:“犟拐拐麻拐儿仰绊起飞”,“拐拐”和“麻拐”实际上是指麻雀一类的鸟;“仰绊”是一种摔倒的姿势,是面朝天的摔倒,与“扑爬”相对,“扑爬”是指面朝地摔倒,与“摔了个狗吃屎”一样的意思。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脾气比较倔强的麻雀,飞翔的时候要别出心裁刻意与别的鸟不同,明明知道腹部朝天背朝地是不可能飞起来的,还是冥顽不化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通常情况下,“犟拐拐”在平常运用的时候多含有讽刺戏谑的意味,属于评价者对此类不识时务、不晓人情、不计利害、不知变通、冥顽不化者既“爱”且“恨”又“怜”还“佩服”的复杂心理。
对于那些固执己见“犟”的不同程度,四川人也戏谑地将其分为几个等级,有小犟、中犟、上犟、大犟之分,通常一般意义上不听取和采纳他人意见,在生活中率性任意、我行我素的,一般会被封为“小犟”;如果固执己见到“八头牛都扯不回”,有“提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精神”的则可谓“大犟”;“中犟”和“上犟”则是介于“小犟”和“大犟”之间也足够令人醉了的角色。如果给被称呼者加上姓,听起来就更别有意趣,有点儿带有衔级的玩笑成分。
说起来,生活中偶尔称人为“犟拐拐”既有开玩笑成分,也有佩服宁折不弯之意。成都有近三千年的建城史,既是诗书之乡,又是人文重地,但成都人却为何又有“犟拐拐”之称呢?概有成都人尤其是名人性格之中有非常执拗之性格,在尊崇义理、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等方面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缘故!即北宋理学家张载所言为人处世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比如,成都名人在“犟”的方面表现突出的有文犟——明代状元杨慎(杨升庵),武犟——抗战名将王铭章,可能就是成都“犟拐拐”中的杰出者!
1文犟——杨升庵
明代的时候,别看开国皇帝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杀伐四方、肃清吏治,文治武功极其了得,但是他的子孙却都很多不怎么靠谱,根本就不是治国理政的主。比如纵情声色犬马不想当皇帝而相当元帅年纪轻轻就早逝的正德,因为过继给早逝皇帝——堂兄正德的父亲弘治为儿子即位后究竟能否追认亲父兴献王为皇帝与大臣们在“议大礼”上发生激烈冲突后就一心修玄、日求长生、常年不理朝政的嘉靖,因结婚的不是自己lover而四十余年拒绝上朝的万历,只想当一个好木匠而纯粹不过问国是的天启等等。
由于这些皇帝很多时候都不咋个理事,这就不得不使内阁大臣们多多承担起了治国的诸多大任。有明一代,很多情形下,都是相权“强”而皇权“弱”,客观上导致了朝政浮靡、积弊日生、效率低下、日渐衰落。在明王朝的运行过程中,表面上,很多时候文官集团成为了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使朝政尚能够低效率地运转,但在具体事例上,毕竟皇帝也有面子,更有禁忌,如果文官集团坚持原则不买皇帝的帐而捋了虎须,有时可能也要付出捍卫规则的相应代价!
杨升庵或许就是这样的文犟!
杨升庵(1488-1559),祖籍江西庐陵,世居四川新都,是明代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时期首辅(宰相)杨廷和的儿子,在正德年间状元及第,后任翰林修撰、经筵讲官。其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叔父杨仪宏及弟弟杨恂等都是进士,在当时有“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之美称。按理说生长在这样的显赫权贵之家,世受国恩,在遇到重大问题上多半会自动选择与皇帝站在一边儿顺着意思抹才是一般的道理。但是,早在正德时期,针对正德皇帝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行为举止荒诞、超越常理的行为,他就不避斧钺,敢于犯颜直谏,于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正德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但正德根本就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
其后,在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继位之时,杨升庵和他的父亲杨廷和以及文官集团的许多人又在“议大礼”问题上又与嘉靖皇帝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正德皇帝是一个无厘头的年轻人,年纪轻轻耽于淫乐在29岁就暴崩,其死后无子,也没有亲兄弟。于是,1521年,与正德血脉最亲的15岁堂弟朱厚熜就被立为皇帝(年号嘉靖)。
按照祖制,他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弘治皇帝为子,称弘治皇帝为父亲,称自己的父亲湖北钟祥兴献王为叔父,但朱厚熜是一个孝子,他死活都不肯,坚持称弘治皇帝为皇伯父,并想把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兴献王追封为皇帝,这在明王朝显然是违反祖制的,于是大臣们就分为两班。一方面以张璁、桂萼、严嵩为首支持嘉靖“为人之子,以孝为先”“继统不继嗣”这个决定,一方面以杨廷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之理为首坚决反对,称祖制不可改,杨升庵当然自然而然站在了父亲的一边。
这一事件前前后后争论了两年多,最终这一事件以支持嘉靖的一方获胜而告终。“议大礼”事件在明王朝文官集团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参与反对嘉靖追封父亲兴献王为皇帝的文官们都受到了严厉的追究,参加“议大礼”的134人抓进监狱,另有80余人令在家待罪。然后给予或戍边或廷杖或罚俸的处置,其中有17人直接被杖死,而且凡是因“议大礼”遭流放者,后来均很难再有重新起用的机会。1524年,杨廷和因“议大礼”事件严重拂逆嘉靖皇帝之意被罢免,四年后被削职为民,之后去世。
杨升庵作为“议大礼”事件中八头牛都扯不回的“犟拐拐”,曾经率众两次上疏议大礼,又“跪门哭谏”,并在宫门外的金水桥边对百官大呼:“国家养士一百三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嘉靖闻听此言后大怒,连续两次施以“廷杖”,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毙而复苏”。廷杖后,又被贬谪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市)戍边,且令“终生不得释放”。这个名动朝野的“犟拐拐”被贬谪到云南以后,并没有因幻灭的仕途而消沉自己的意志,尽管各方面条件都极端困难,仍然从事研究,辛勤笔耕,著述极其丰富,其诗文皆能自成一家,无所依傍。《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他的家乡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公园中升庵祠前,有联赞:“投边益显宏文,全蜀才华推第一;佐父同争大礼,有明忠谔叹无双。”
杨升庵以毕生精力,著述100余种、涉及史、诗、文、音韵、词曲、戏剧、书画、医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十分浩瀚,有《升庵全集》,散曲有《陶情乐府》等。他一生颠沛流离,在云南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活,其毕生精力和才华都是在云南展现的,并融入了云南历史文化之中,在云南山水文化、人文精华的滋润中,写出了许多佳诗妙文,有些名句还成了千古绝唱,为云南边疆地区文化的流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史家概括评价杨慎的一生:生于蜀,祸于京,成就于滇。著名文学史专家向楚先生有联赞扬:“名节廷争大礼疏,风流人说永昌年。”
2武犟——王铭章
20世纪初,是中国正为内外交困、水深火热的急剧阵痛时期。如果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为个人利益、不悯自身精力为民请命、为国造福是文人的向往和追求;那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惜痛苦和生命为民御敌、为国捐躯则就是军人的天职。在民族危亡之时明知拿着劣质的武器与武装牙齿的敌人对抗是“鸡蛋碰石头”而“不惜命”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以身殉国的王铭章就可称之为武犟!
王铭章(1893—1938)出生在新都泰兴场,年少时由叔祖父资助上了小学,后入川军的学堂就读,之后进入川军由排长逐步晋升到师长。在军阀混战时期,川军内部之间以及与外部之间,无非是为了占地盘、刮税收以谋取利益,相互之间的混战多数属于“拉大旗作虎皮”、装腔作势的小打小闹,并非真枪实弹地开整。当然,与国民政府“畏之若虎”的红军作战就要相对认真得多,虽然曾经多次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和彝区、藏区与红军作战,“围剿”革命势力,但只要红军不在自己的地盘里稳起不走,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不被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理抹,川军很多时候都是咋咋呼呼放空枪礼送出境。应当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川军包括王铭章、李家钰(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蒲江人,1944年牺牲于河南陕县)在内的很多将领在离川前都尚未遇到过真正强悍的敌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剧,作为川军将领的王铭章的眼界逐步开化,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策略十分反感,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示拥护。他曾经在写给表弟的信中说:“接来书,所悉吾弟有志深造,赞佩不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今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洗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此间正按中央整军方案,进行部队编练,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
实际上,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四川尚远离华北、华东战火纷飞之地。按照一般的观点来看,好像与川人关系不大!但是,仅仅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湘就致电国民政府,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9月12日,作为川军122师的师长,王铭章响应刘湘号召立即慷慨誓师,表示要用热血报国的具体行动,来赎回二十年来参与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之后,王铭章率部从德阳经川陕公路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其后的半年间,王铭章率领这支吃着最粗粝的饭食、穿着最破烂的军装、手持最简陋的武器被全国笑话的“叫花儿”部队,以“受命不辱,临危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的坚强意志历经千难万险步行经宝鸡、过潼关、渡黄河、进太原,在晋东南一带积极奋勇与装备精良、极为凶悍的日寇作战,虽死有万千,仍绝不后退!
1937年底,日寇为沟通华北华东战场,遂沿津浦线南北对攻,企图进击徐州,以迫使国民政府决战。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作为配合央军主力部队由山西进驻山东临城、藤县一带以牵制日寇并护卫徐州。已经曾经多次跟日寇作战、牺牲众多的王铭章此时对于敌强己弱的形势已十分清楚,但他仍抱定以死报国之心,对部属明言:“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了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
其后自3月9日起,日寇发起徐州会战总攻,与川军及其他中国军队发生多次激战;次日,担任川军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的王铭章受命率部一二二、一二四师进驻藤县。12日,日寇第10联队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后开始进击藤县,川军在外无援军支援、内无重火器配置的情形下,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殊死搏击,经过为期6天的喋血苦战,至17日,王铭章见援军无望,给川军总司令孙震绝电,表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其后,王铭章与同僚在藤县城内迂回巷战过程中被日寇发现,在密集的扫射中同时为国捐躯,川军三千余人战死。最后守卫藤县的川军二、三百名官兵,在一名副营长的指挥下,扒开了封死的北门,有组织地突围而去。在城内失掉联系的小股部队,未能突围,就各自为战,同日寇展开巷战,一直到18日午前全部壮烈牺牲才停止了枪声……实现了川军“除了死亡和被俘,绝无一人投降”的誓言!
王铭章师长指挥的滕县保卫战,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也使日寇第十师团受到较大损失,为尔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州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其后,在王铭章将军英灵武汉迎灵公祭仪式上,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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